[21]关于法的双重本质参见Robert Alexy, The Dual Nature of Law, Ratio Juris, Vol.23, No.2, 2010, p.174. [22]Robert Alexy, On the Concept and the Nature of Law, Ratio Juris, Vol.21, No.3, 2008, p.285. [23]Kelsen, Reine Rechtslehre, 2. Aufl., 1960, S.201. [24]霍斯特将这个要素(标准)称为法的有效性，从而将有效性与效力区分开来。

[61]参见(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2卷)》，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4页。所以，他的行为具有违法性，具备可罚的伦理基础。

后果考量要么指将裁判的后果视为判断裁判正确性的唯一标准(后果主义), [66]要么指在司法裁判中采用依据后果来证立特定主张或观点的论证方法(后果论证)。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其一，法律适用的起点是一般性的法律规范还是案件？其二，文义能否成为解释与类比的界限？涵摄模式认为法律适用的起点是规范，文义具有界限性功能，能够成为解释和类比的分界线。但笔者认为用实证主义的称呼不妥，因为它与法概念论上的实证主义立场并没有必然关联。至善论运用的标准既不同于义务论，也与功利主义有所不同。[20]所以，边防法规范的效力问题在实在法的框架内并不受质疑。

形式主义的立场具有本体论和宪法—政治两方面的根源：在本体论层面，它将法律视为一种规则。在盐酸案中，依照涵摄模式，如果能够确定武器的外延中包含盐酸，那么就能将持盐酸抢劫或放狗咬人的案件事实涵摄于《德国刑法典》第250条之下，判定持武器抢劫或严重身体伤害罪名成立。尽管这违背了罪刑法定的要求，但两恶相较取其轻。

他们的行为构成犯罪么？ 我们知道，在德国刑法教义学上，具有通说地位的是三阶层犯罪体系理论，也即是在判断一个人是否犯罪时要依次判断是否符合三个要件，即构成要件该当性(符合性)、违法性与有责性。[78]至于这里的违法阻却事由即紧急避免究竟是正当理由(justification)还是免责理由(excuse)，暂且不论。部门法学的教义化程度越高，在具体法律问题上法哲学就当与之保持越大的距离，为它留下越大的空间去自主解决问题。但已为正文中的四点所涵盖。

它涉及一系列重要的价值或者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如服从权威与追求正义、民主原则与司法独立原则、法的安定性(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可预测性与正当性、合法性与合理性等。其二，不平等或不公正的行为是可能被允许的，只要此一行为的后果能够最大化整体效益。

而按照恩吉施(Engisch)的说法，法律适用是具体的法律上应然判断的获取过程。由于实证主义的法的效力概念只包含法学和社会学的效力概念，而将对法律的道德伦理判断留给了服从和裁判的领域去处理。另一个阵营叫做可知论(认知主义)，主张道德判断有真假，是客观的，或认为善属于道德客观直觉(乔治•摩尔[G. E. Moore])，或认为属于道德实在(马克斯•舍勒[MaxScheler])，或主张道德融贯论(戴维森[Davison])等。换言之，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琼斯女士拉下道岔，使得失控列车驶向道岔撞死法利先生但却救了原本可能被撞死的五个人的生命，这是否属于紧急避险？一般认为，紧急避险要满足四个条件：①必须针对正在发生的紧急危险。

[73]对该案的具体分析参见雷磊：论依据一般法律原则的法律修正——以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释字362号为例，《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第6页以下。[35]Engisch, Logsiche Studien zur Gesetzesanwendung, 2. Aufl., 1960, S.3. [36]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77页。元方法是方法的方法，它涉及司法哲学，也就是对于司法裁判性质之理解。在特定条件下，一个善的行为，虽然兼有恶的结果，也是可以允许的，哪怕这恶的结果在通常情形下是必须避免的。

从这个角度看，法学方法论(法教义学)的前提在于假定现行法秩序大体看来是合理的。[53]参见雷磊：实践法律思维的构造——以许霆案为思考契机，载赵秉志主编：《中国疑难刑事名案法理研究(第四卷)：许霆案件的法理争鸣》，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3-414页。

感兴趣者可参见雷磊：再访拉德布鲁赫公式，《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1期，第119-120页。[55]例如，当文义无法确定盐酸是否属于武器时，就可以将盐酸与无疑属于武器的手枪进行比较以确定归属。

相反，据此标准，孝子的行为却是不正当的，因为它至少不符合条件③：孝子购买农药并打开药瓶递给母亲的行为先是与恶果(母亲死亡)发生了联系，然后才产生了善果(结束痛苦、实现母亲求死的意愿)，善的结果是通过死亡的恶果间接产生的。[54]Vgl. Koch und Rü?mann (Fn.41), S.195. [55]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理性•商谈》，朱光、雷磊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79页。真正具有共通意义的是后两个层次，因为正是这两个层次使得我们需要超越任一具体方法(或部门法方法论)之上，并且它们与实践同样具有关联。拉德布鲁赫认为，如果实在法违背正义达到不能容忍的地步，它就会丧失效力。第③种思路参见钱叶六：参与自杀的可罚性研究，《中国法学》2012年第4期，第99页以下。所以就进入到了第二阶层的判断，即是否存在违法阻却事由，从而可以使得告密者和射手的行为去罪化。

这个层次的争议会影响到应用伦理学层次的判断，反映在法律领域，即会影响到(部门)法教义学在个案中的运用(司法裁判)。而一旦疑难案件出现，法哲学立场上的差异就将直接影响裁判的后果。

[59]参见考夫曼，见前注[44]，第14-15页。[20]参见阿列克西，见前注[18]，第420-425页。

在洞穴奇案中虽不存在明文规定，但却是刑法教义学上的通说。但是，如果要谈作为法哲学一部分的法学方法论对于部门法(教义)学的作用，一个核心问题在于，是否存在各部门法方法论之上的共同方法论？我们知道，从学说史的角度看，法学方法的主要学说其实来自于民法学，尤其是民法解释学。

其二，部门法哲学的背后依然可能涉及一般法哲学的问题。它可能也会涉及批判，但这种批判更多是在法律体系内进行的。所区别者，只在于他拥有的是这种法哲学抑或是那种法哲学。事实上，《边防法》规范的确没有违反《东德宪法》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

在此我们只作简单阐述。如何举出充分的理由和论据对裁判结论进行合理化的证成才是法学方法论的任务。

第二步是归纳和类比：先是在设证的引导下找到了查找适合于这一案件的个案规范(所有加重抢劫罪的情形都构成持武器实施抢劫)，然后进行个案比较(类比)，即将待决案件(持盐酸抢劫)与制定法无疑涵盖的典型案件(持步枪、手枪、左轮手枪……抢劫)进行比较，发现两者在抢劫、危险性、一种严重损害身体的特定危险、目的在于阻碍或制止抵抗行为这些点上是一致的。在上述两个案件中，显然权威制定性不成问题：《阴谋法》和《边防法》分别是由纳粹时期的德国国会和东德人民议会制定的，都符合宪法的授权。

[14]参见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49页。这里涉及的问题与告密者案中是类似的：射杀手无寸铁、对他人并无直接危险且只想过另一种生活的平民的行为是否违背了所有正派人士所持的健全良知与正义感，而授权这么做的制定法会否因为极端违背普遍道德观念而无效。

一旦行为人的行为被证明符合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的条件，那么其行为就会被认为是正当的而被阻却其违法性，罪名也随之不能成立。因此文义依然是(类比)解释与类比(论证)的界限。所损害的利益至少从表面看要小于所保全的利益(杀一人而救多人)。唯一值得疑虑的是②，她所采取的行为是否是避免危险所必要？换言之，她那杀人以救人的行为是不是必要的？此处，必要涉及到的并不只是事实判断(如琼斯女士是不是真的来不及警告轨道上的五个人及时逃离)，更重要的是涉及到伦理—价值的判断。

也恰恰在这里，规范伦理学上的立场差异将影响对帮助自杀行为是否正当的判断，进而可能影响到最终的裁判结论。它的要旨不是思维经济式的，而是提醒我们某些问题远比看上去更复杂，故而应当去揭示问题背后深层而复杂的理论分歧。

根据两德统一协议，在东德加入西德后，西德法律就在前东德地区生效。[13]关于这两类案件的基本案情及其剖析，参见雷磊主编：《拉德布鲁赫公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3页以下。

而实质主义的立场则会强调婚姻自由与信赖保护的重要性，而当法律规则放在一边。战后妻子被提起刑事诉讼。